龙潭三杰之一李克农，号称 “红色特工之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民党，未参与实战指挥却荣获上将，他的人生有多传奇
2025-12-05 00:42:52
参考资料：《李克农：从隐蔽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李克农》等资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55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内灯火辉煌，新中国第一次军衔授予仪式正在举行。
当金灿灿的上将军衔被授予李克农时，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将军。
他是57位开国上将中唯一一位从未带过兵、打过仗的人，却能与那些身经百战的功勋将领并肩而立。
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有着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称号——"红色特工之王"。
1899年9月15日，他出生于安徽芜湖市吉和街马家巷1号，父亲李哲卿供职于芜湖海关雍家镇关卡，生有3子，李克农居长。
从一个普通职员的长子，到震撼敌胆的情报英雄，这条路注定充满血与火的考验。
【1】书香门第育英才，进步思想初萌芽
1905年至1909年，李克农就读于私塾和巢县初等小学，接受传统文化启蒙。
在私塾期间，他展现出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能力，能够熟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
1910年，11岁的李克农进入芜湖安徽公学附属小学，与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阿英编在同一个班级，共度了4年同窗时光。
在这所具有进步色彩的学校里，李克农开始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思维方式发生重要转变。
1914年至1917年，李克农求学于当时芜湖最有名气的教会学校——圣雅阁中学。
这所学校也是安徽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之一，校园内经常有进步人士活动，革命思想在学生中广泛传播。
在这里，他受到了进步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开始关注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
在校期间，李克农开始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文学天赋逐渐显现。
他经常为校刊撰写文章，文笔犀利，思想深刻。
他创作的一篇以家门口鸭子场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生动描述了底层民众的生活困苦，还在上海一家小有名气的刊物上发表，令同学们羡慕不已。
1917年初，为了实现当报纸编辑的理想，李克农毅然从圣雅阁中学退学，只身前往冰天雪地的北京。
在亲友的介绍下，他进入一家名叫《通俗周报》的报社做发行工作。
这份工作让他接触到更多的社会层面，了解到各种政治思潮和社会动态。
但好景不长，这年7月张勋在京城上演拥戴溥仪复辟的闹剧，宣传民国的《通俗周报》被列入查禁之列，李克农被迫从北京辗转回到家乡。
同年9月，由家人介绍，18岁的李克农与芜湖玉芳照相馆老板的女儿赵彩英结婚。
赵彩英后改名赵瑛，是第一批进入芜湖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的女生之一，思想比较开明进步，支持李克农的革命活动。
这段婚姻为李克农今后的革命生涯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和后方保障。
1918年9月，经蒋光慈和李宗邺介绍，李克农加入主要由芜湖省立五中学生发起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
安社出版发行《自由之花》杂志，标榜反对强权、反对礼教、反对专制，提倡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在当时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在皖省内外学校中产生了较大反响。
通过参与安社的活动，李克农接触到更多的进步青年，思想进一步左倾，为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安社的活动中，李克农经常组织读书会，与同志们讨论时事政治，分析社会问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2】五四洗礼显锋芒，入狱磨炼铸铁骨
1919年6月，五四运动的狂飙席卷全国，波及芜湖。
经芜湖省立五中学监高语罕和教师刘希平的介绍，李克农来到省府安庆，担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
在这个重要岗位上，李克农积极宣传进步思想，撰写大量反帝反封建的文章。
他的文章文字犀利，论点鲜明，深受读者喜爱，在安徽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期间，李克农特别关注民生问题，经常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收集第一手资料。
他发现皖省督军倪嗣冲提出的淮盐每包附加二角五分的新税法，严重加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许多贫苦家庭因此雪上加霜。
李克农义愤填膺，连续撰写多篇文章，揭露军阀搜刮民财的罪行，呼吁民众起来反对这一苛政。
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民众纷纷响应，掀起反对新税法的浪潮。
这让省议会议长感到恐慌，他担心事态扩大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于是向当局控告李克农煽动民众，危害社会安定。
很快，李克农被捕入狱。
在狱中的7天里，李克农经受了人生第一次严峻考验。
监狱条件恶劣，伙食极差，审讯人员多次对他进行威胁恐吓，要求他承认错误，保证今后不再写此类文章。
但李克农意志坚定，毫不屈服，坚持认为自己的文章是为民请命，没有任何过错。
他在狱中利用时间思考社会问题，进一步认清了反动势力的本质。
最终经省学联和其他群众团体向当局请愿和抗议才获释。
这次入狱经历让李克农深刻认识到反动势力的凶残，也坚定了他投身革命的决心，为他日后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1921年，李克农经刘希平等介绍，赴六安县担任县政府第二科科长。
第二科主要负责民政事务，包括户籍管理、救济事务、文教卫生等。
在这个职位上，李克农一方面努力为民众办实事，改善当地的民生状况，另一方面暗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进步力量。
他经常深入乡村了解民情，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群众中建立了良好声望。
这期间，李克农还与妻子赵瑛经刘希平等介绍同赴六安县，赵瑛当教师，夫妻二人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共同进步。
赵瑛在学校里向学生传授新知识新思想，李克农则在政府部门推进各项改革措施，两人成为当地进步事业的重要力量。
在六安工作期间，李克农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为日后的革命活动打下了重要基础。
【3】创办民生育英才，加入组织展新篇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芜湖后，各界沉浸在悲痛之中，纷纷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寄托哀思。
但教会学校当局却严禁学生参加，声称这些活动会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
这一禁令激起了广大进步师生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对孙中山先生的不敬，也是对学生爱国热情的无理压制。
4月23日，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以上海国民党总部代表的名义来芜参加江城追悼孙中山大会。
恽代英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他在群众集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深刻阐述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道理，批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种种罪行，揭露了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
他的演讲撒播了革命的种子，点燃了革命烈火，在与会民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
5月18日，一场"反对奴化教育，收回教育权"的学潮在芜湖蓬勃展开。
这次学潮的直接导火索是教会学校当局的各种限制措施，但深层原因是广大青年学生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强烈不满。
李克农闻讯后，立刻辞掉六安县第二科科长之职，从六安赶往芜湖，投身到这一洪流之中。
此时，他的思想已经"愈来愈倾向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反奴化教育的浪潮中，教会学校大批学生愤然退学，他们宁可失去学业也不愿意接受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
面对这一局面，芜湖国民党左翼组织和共青团地委决定自办几所私立中学，以解决这批爱国青年继续升学的问题。
李克农奉命担任民生中学筹办人之一，校名的选择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
据他本人后来回忆，曾有人反对这个名称，问他为何选用民生两字，李克农回答说："民生既是三民主义，也是共产主义。"
这个回答体现了他当时思想的复杂性和过渡性。
1925年9月10日，民生中学正式开学，校址设在长江之滨、大官山上由李鸿章后裔李漱兰堂改建的校舍内。
校舍依山傍水，环境优美，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校长是进步人士宫乔岩，李克农担任事务主任，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
学校确立了"以陶成坚洁人格，激发国家观念为宗旨"的办学方针，首批招收120名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在学潮中被教会学校开除的进步学生和社会上思想激进、追求进步的青年。
在李克农等人的精心教育下，民生中学学生形成了严明的纪律和昂扬的斗志。
他们不仅在课堂上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接受了系统的革命思想教育。
在1925至1927年期间的各种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民生中学学生总是以急先锋的面目出现，他们敢打敢冲，不怕牺牲，成为芜湖进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城群众看到这些青年学生的英勇表现，亲切地称呼民生中学为芜湖的水泊梁山。
1926年12月，27岁的李克农经钱杏邨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人生与党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入党后，李克农更加积极地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利用自己在民生中学的地位和影响，大力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
1927年3月，国民党芜湖县党部成立，这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
经组织指定，李克农担任宣传委员，这个职务为他提供了合法的政治活动平台。
他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同时巧妙地避开敏感话题，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扩大党的影响。
他组织民生中学师生开展了一系列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将一些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拉出来游街示众，为民众出了恶气，也教育了广大群众。
这期间，李克农还组织了对安徽军阀陈调元的斗争。
陈调元是当时安徽的实际统治者，他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民怨沸腾。
李克农经过周密策划，领导民生中学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学生们抬着一个装有写着"陈调元"纸人的篾扎纸糊大棺材，象征性地"埋葬"这个民贼。
游行队伍旁边还竖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陈调元搜刮2000万元财产的详细账目，让民众清楚地看到这个军阀的贪婪本性。
这次游行在芜湖引起巨大轰动，令陈调元威风扫地，颜面尽失。从此，陈调元对李克农恨之入骨，时刻寻找机会报复。
【4】白色恐怖显身手，以第一名成绩打入敌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宣告失败。
消息传到芜湖后，整个城市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陈调元趁机疯狂镇压进步力量，他特别针对李克农进行报复，悬赏5万大洋通缉，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足见其对李克农的仇恨程度。
面对严峻形势，李克农与阿英等革命同志商议对策，决定暂时离开芜湖，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继续斗争。
他们连夜逃离芜湖，潜往巢县躲避。
在巢县期间，李克农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而是利用这个机会总结经验教训，思考今后的斗争策略。
1927年11月27日，李克农秘密返回芜湖，以民生中学校董事会主席的身份主持校务。
此时的民生中学已经成为中共安徽省临委的秘密活动点，李克农在这里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遵照临委指示，他在校内成立了"济难会"，表面上是帮助困难学生的慈善组织，实际上是为被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提供援助的秘密组织。
1928年1月27日，芜湖县公安局突然围捕济难会负责人王绍虞等40余人，这说明党的组织已经暴露。
28日晨，大批军警包围民生中学进行搜捕，形势万分危急。
李克农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提前察觉到危险，成功避过搜捕。陈调元气急败坏，下令全省通缉李克农，并派遣大量特务四处搜寻。
李克农在同志们的掩护下，冒着巨大风险潜往上海。
途中在南京下关车站被敌人发现，追捕场面十分惊险。
关键时刻，昔日民生中学同事王振武挺身而出，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关系网络，巧妙地帮助李克农摆脱了追捕，使他再次化险为夷。
这次脱险经历让李克农深刻体会到革命同志之间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也为他日后从事地下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1928年秋，李克农在上海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取得联系，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根据党的指示，他与宣传部干事潘汉年合作创办小型报纸，发出革命的声音。
他们先办《铁甲车》，后办《老百姓报》，李克农任经理，潘汉年任编辑。
这两份报纸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为传播革命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约在1929年初，经中共江苏省委研究决定，李克农被调到沪中区委任宣传委员，负责在上海中心城区开展党的宣传工作。
在这个岗位上，李克农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能力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他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开展工作，既要避开敌人的监视，又要有效地传播党的声音。
1929年11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李克农的人生轨迹。
他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看拍摄电影时，遇到了昔日老友、安徽舒城人胡底。
胡底此时已经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他向李克农引荐了一个神秘人物——钱壮飞。
当三人私下交流后，惊喜地发现大家都是共产党员，这种在敌占区的相遇让他们倍感亲切。
钱壮飞此时已经成功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担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掌握着大量敌人的核心机密。
他告诉李克农，国民党正在扩大特务组织，上海无线电管理局需要招聘广播新闻编辑，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李克农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机会的重要价值，如果能够成功打入敌人内部，将为党的事业带来巨大帮助。
李克农立即将这一情况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党中央，并详细阐述了自己想报考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新闻编辑的设想。
他在报告中分析了这一行动的可行性和重要意义，提出了详细的行动计划。
中央特科对这个报告非常重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
周恩来亲自审查了这个方案，认为钱壮飞已经在徐恩曾身边取得一定地位，再派人进去建立特别小组不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
经过慎重考虑，周恩来明确表态："同意李克农同志报考，把它拿下来！"
这个决定意义重大，它标志着党的地下工作将向敌人的心脏深入，开辟一个全新的战场。
1929年12月，经组织正式批准，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参加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公开考试。
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表面上是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官办的对外营业机构，实际上已被中统头目陈立夫改组成特务机构，是国民党情报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人是陈立夫的表亲徐恩曾。
为了在考试中脱颖而出，李克农在极短时间内进行了紧张的准备。
他不仅要掌握广播新闻编辑的专业知识，还要了解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和宣传方针。
凭借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李克农在考试中表现出色，最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用，被任命为广播新闻编辑。
徐恩曾是浙江吴兴人，与国民党要人陈立夫、陈果夫是表亲关系。
他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学学习无线电技术，后赴美留学深造，归国后依附在陈氏兄弟的政治势力下，逐步成为国民党CC系的骨干成员。
徐恩曾为人精明能干，深得陈立夫信任，被委以重任负责情报工作。
徐恩曾对李克农的精明能干和娴熟的文字能力很快产生好感。
李克农撰写的各类材料条理清晰，文笔流畅，政治立场看似坚定，深得徐恩曾赞赏。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徐恩曾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位难得的人才，开始对李克农委以重任。
不久，李克农便被提升为电务股股长，这个职务虽然级别不高，但权力很大，掌管着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这正是获取敌方情报的绝佳位置。
为了进一步取得徐恩曾的信任，周恩来等人制定了巧妙的策略。
他们定期给李克农一些已经失去价值的过期文件，让他作为"缴获的共党文件"上报。
这些文件内容真实可靠，但时效性已过，不会对党的工作造成损害，却能有效证明李克农的"工作能力"。
当这些文件被送到南京后，徐恩曾看过后对李克农的"成绩"大为赞赏，认为他确实很有办法，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与此同时，胡底也在钱壮飞的精心安排下成功打入徐恩曾的特务网络。
胡底被派往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表面上负责新闻报道工作，实际上承担着重要的情报收集任务。
至此，三个重要据点形成了完整的情报网络：钱壮飞坐镇南京掌握核心情报，李克农留守上海负责联络协调，胡底远赴天津监控北方动态。
1930年，中共中央正式指示成立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负责与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保持单线联系。
这个决定标志着党的地下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三人从此在上海、南京、天津遥相呼应，形成了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坚强铁三角。
周恩来高度评价他们的工作，赞誉他们为"龙潭三杰"，意指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在敌人心脏进行殊死搏斗。
徐恩曾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经常在同僚面前得意地夸耀自己慧眼识珠，拥有"三员得力干将"：贴身机要秘书钱壮飞、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最信任的这三个部下，正是他最危险的敌人，正在他的眼皮底下为中国共产党收集着最机密的情报。
从1929年底到1931年4月，龙潭三杰在这一年多的潜伏期间，先后为党组织获取了大量极其珍贵的情报。
他们不仅掌握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部结构和人员配备，还及时获得了敌人的各种行动计划。
钱壮飞利用自己接触核心机密的便利条件，将徐恩曾办公桌上的重要文件一一拍照或抄录；李克农则利用电务股长的职权，监控着全国范围内的无线电通讯；胡底在天津也建立起了完善的情报收集网络。
1930年8月，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原定在上海某隐蔽地点举行，这是党的一次重要会议。
不料会议消息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侦知，他们立即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准备利用这次机会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网打尽。
钱壮飞及时获得了这一情报，立即通过密电通知李克农。
李克农接到情报后，迅速采取行动传递消息。
他巧妙地利用与"佣人"宋季仁的日常互动来传递紧急情报。
李克农故意对宋季仁大发脾气，抱怨饭菜质量不好，要求他出去重新购买。
在场的其他人看到这一幕，都认为这只是主仆之间的日常摩擦。
李克农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卷钞票递给宋季仁，表面上是给他买饭的钱，实际上钞票中夹着一张写有"会不能开"四个字的纸条。
宋季仁接到暗号后，立即通过党的地下联络网将情报上报。
中共中央接到这个重要情报后，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取消原定的会议计划，改变会议地点和时间，使得敌人精心策划的围捕行动完全落空。
这次成功的情报传递，不仅保护了参会的党的高级干部，也充分证明了龙潭三杰情报网络的重要价值。
1930年冬至1931年春，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的"围剿"命令、具体的兵力部署、行动时间、进攻路线等绝密军事情报，都通过徐恩曾的办公桌传递。
钱壮飞凭借机要秘书的特殊身份，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这些核心机密，他将这些珍贵情报及时传递给李克农，再由李克农通过陈赓转交党中央。
这些准确及时的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为红军取得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红军能够准确掌握敌人的兵力配置和行动计划，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在战场上始终保持主动地位。
1931年4月，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突然降临，这场危机将彻底改变龙潭三杰的命运，也将考验他们在生死关头的应变能力。
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竟然因为个人私欲在武汉逗留。
他为了筹集资金满足个人享乐，化名黎明在武汉登台表演魔术，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一次演出中，顾顺章被已经叛变的特务尤崇新认出并当场告发。
顾顺章被捕后，并没有经受住考验，他没有受到严刑逼供就主动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并要求面见蒋介石，企图以出卖党的机密来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
顾顺章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掌握着党的大量核心机密。
他深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在上海的秘密地址，熟悉党的组织结构和联络方式，甚至对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都了如指掌。
武汉的国民党特务头子们得知抓获如此重要人物后欣喜若狂，他们深知这是立功的大好机会。
为了在上司面前表现自己的能力，争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他们争先恐后地向南京的"主人"发去特急密电，详细报告顾顺章被捕和投降的情况，请求尽快将这个重要叛徒押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
1931年4月25日晚，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的大本营里灯火通明，一片忙碌景象。
钱壮飞正在值夜班，这是他的例行工作。
突然，机要部门连续送来六封标有最高密级的绝密电报，每封电报都明确标注着"徐恩曾亲收亲译"的字样，这意味着只有徐恩曾本人才能处理这些电报。
但是这天是周末，徐恩曾到上海度假去了，按照惯例，这些急件需要由钱壮飞代为处理。
钱壮飞看到如此密集的紧急电报感到异常，他预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凭借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敏锐的职业嗅觉，他决定冒险破译这些电报。
当他破译出电报内容后大惊失色，整个人如遭雷击。
情况万分危急，党中央面临灭顶之灾，而能够拯救一切的人，只有在上海的李克农了......
当第一封电报的内容呈现在眼前时，电报明确显示：中共要员黎明（顾顺章的化名）在武汉被捕，并已主动投降，供出了重要情报。
如果能够迅速将其押送到南京，三日内就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更令人震惊的是，电报还透露顾顺章声称中统内部核心层有共产党分子潜伏。
【5】生死时速传情报，党中央转危为安
钱壮飞深知事态的严重性，顾顺章的叛变将给党组织带来毁灭性打击，时间就是生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他不敢使用电话或电报等可能被监控的通讯方式，只能依靠最可靠的人工传递。
钱壮飞立即找到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这是他能够完全信任的人。
他将破译出的紧急情报详细告知刘杞夫，要求他立即乘坐当晚最快的火车赶往上海，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将情报送到李克农手中。
刘杞夫深知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即收拾行装奔赴火车站。
经过一夜的颠簸，4月26日清晨，刘杞夫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
按照事先约定的联络方式，他来到李克农的一个秘密工作点——上海凤凰旅馆的一间客房。
此时的李克农正在房内阅读文件，准备当天的工作安排。
突然响起的急促敲门声让他立即警觉起来，因为这一天并不是预定的接头日，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不应该有人在这个时候前来联系。
李克农迅速收好手中的文件，检查房间内是否还有其他敏感物品，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向房门。
当李克农打开房门看到是刘杞夫时，从对方焦急的神情就能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刘杞夫快速进入房间，压低声音向李克农报告了钱壮飞发现的惊天消息。
听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一向处事沉着冷静的李克农也不禁目瞪口呆，他深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党中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险。
李克农迅速冷静下来，开始分析当前的紧急形势。
顾顺章作为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掌握着党的太多核心机密，他的叛变将使党在上海的整个组织体系暴露在敌人面前。
更严重的是，顾顺章了解龙潭三杰的真实身份，一旦他将这些情况全盘托出，不仅三人的生命安全难以保障，整个情报网络也将毁于一旦。
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即将这个重要情报上报党中央，让党的领导机关和重要干部及时转移。
但是按照严格的地下工作纪律，4月26日是星期六，周一才是李克农与陈赓约定的接头日期。
在正常情况下，为了保证安全，绝不能随意打破既定的联络规则。然而现在情况万分紧急，已经不容许按部就班地等待定期接头。
李克农经过紧急思考，决定打破常规，冒险寻找陈赓。
他想起自己曾经在沪中区委工作的经历，可以先设法联系江苏省委，通过省委的关系找到陈赓，这样就能将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及时传递给党中央。
这个决定充满风险，因为任何额外的联络活动都可能暴露身份，但在当前的危急形势下，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在夜幕的掩护下，李克农开始了紧张的寻找行动。
他小心翼翼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中穿行，利用自己熟悉的地下联络网络，一个接一个地联系可能的接头点。
这个过程既紧张又危险，因为敌人的特务可能随时出现，而且过于频繁的联络活动本身就容易引起注意。
经过数小时的努力，李克农终于通过江苏省委的关系找到了陈赓。
当陈赓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这位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也感到极度震惊，他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知道必须分秒必争地采取应对措施。
陈赓与李克农一起马不停蹄地去寻找周恩来，要将这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要情报及时上报。
当周恩来听到顾顺章叛变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时，这位经验丰富的革命领导人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深知顾顺章掌握的机密数量和重要性，明白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党在上海的整个组织体系都将面临毁灭性打击。
周恩来惊得破例点了一支烟——这在平时是极少见的，因为他平时很少吸烟，这个细节说明了当时情况的严重性。
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央有关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应对方案。
经过紧急磋商，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最果断的措施：把顾顺章所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统统切断，将他了解的所有机关、人员、联络方式全部废止。
具体措施包括：中央机关立即全部转移，江苏省委机关同时转移，共产国际上海机关也要撤离，所有的地下交通线路重新调整，无线电台更换频率和密码。
与此同时，李克农还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其他两位战友。
他立即给远在天津的胡底发出一封电报："胡底，克潮病笃。"
这是三人早就约定好的紧急暗号："克"代表李克农，"潮"是钱壮飞的化名钱潮，"病笃"表示情况极度危险，必须立即撤离。
这个看似普通的家常电报，实际上传递着生死攸关的紧急信息。
胡底接到这封电报后，凭借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立即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他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停止手头的所有工作，迅速收拾必要的物品，乘坐当天最早的外国轮船离开天津。
由于当时外国轮船享有一定的治外法权，相对比较安全，这为胡底的安全撤离提供了保障。
在周恩来和陈云等领导人的亲自指挥下，一场规模空前的紧急大转移迅速展开。
党的各级组织发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短短几个小时内，李克农等人就成功地将党中央在上海的所有重要机关全部安全转移，将顾顺章了解的所有重要人员妥善安排到安全地点。
这次行动的效率之高、规模之大，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强大战斗力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每一个参与行动的同志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觉悟和牺牲精神，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大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执行各项任务。
【6】敌特扑空功败垂成，告别上海赴苏区
4月28日早晨，当国民党特务军警按照顾顺章提供的地址进行大规模搜捕行动时，他们震惊地发现所有目标地点都已经人去楼空。
精心策划的"一网打尽"行动彻底落空，敌人只能面对一座座空荡荡的房屋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物品。
这次搜捕行动的失败让国民党高层极度愤怒，他们原本以为凭借顾顺章提供的情报可以彻底摧毁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没想到却被对方抢先一步。
这次成功的大转移拯救了包括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邓小平、陈云、陈赓在内的一大批党的重要领导人和干部。
如果没有龙潭三杰及时提供的预警情报，如果没有党组织迅速有效的应急反应，这些党的核心骨干很可能在这次行动中遭到重大损失，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也将因此发生重大改变。
事后，国民党内部对这次行动的失败进行了深入检讨。
陈立夫在总结中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
这句话既反映了敌人对这次失败的懊恼，也说明了我方行动的及时和高效。
如果再晚五分钟采取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南京的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极为恼火，据说破口大骂，对手下的无能表示强烈不满。
顾顺章事件彻底暴露了龙潭三杰的真实身份，他们再也无法在原来的岗位上继续潜伏工作。
国民党特务机关开始对他们进行全面搜捕，各种追杀令密集发出。
在这种情况下，三人只能选择不同的撤离路线，结束他们在敌人心脏的传奇经历。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特务多次密谋抓捕甚至暗杀李克农，但都以失败告终。
1931年8月，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李克农遵照指示秘密撤离上海，准备前往江西中央苏区继续为党工作。
在离开上海之前，组织上安排他与妻子赵瑛和孩子们在黄埔江边进行最后一次见面。
这次见面既是重逢，更是分别，因为李克农即将踏上前往苏区的危险旅程，前途未卜。
在江边的短暂相聚中，李克农告诉妻子，他即将前往江西苏区参加革命工作，这次行程路途艰险、充满未知，很可能长期无法回家。
为了家人的安全，也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工作，他只能让妻子带着孩子们回到安徽老家，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等待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赵瑛虽然内心充满不舍，但她深知丈夫所从事事业的重要性，毅然表示理解和支持。
夫妻俩当时都没有想到，这次黄埔江边的匆忙告别将是整整6年的漫长分离。
在这6年中，李克农将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陕北高原经历无数艰险，而赵瑛则将独自承担起照顾老人、抚育子女的重任，在那个动荡年代中坚强地守护着这个革命家庭。
【7】苏区保卫建功勋，长征路上显身手
1931年秋，李克农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安全抵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苏区，他被任命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分局执行部部长，后升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
在这个重要岗位上，李克农负责苏区的安全保卫工作，包括反间谍、反颠覆、维护内部安全等多项任务。
由于工作出色，他还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参与苏区的重大决策。
1932年，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职责进一步扩大。
在苏区期间，李克农继续发挥着自己在情报工作方面的专长，建立和完善了苏区的情报网络，为红军的作战行动提供重要支持。
他组织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情报收集、分析、传递体系，使苏区领导人能够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和意图。
同时，李克农还负责苏区的肃反工作，清除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敌对分子。
这项工作既重要又复杂，需要极高的政治敏锐性和工作技巧。
李克农凭借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成功识别和处理了多起敌特破坏活动，有力地维护了苏区的内部安全和团结统一。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李克农作为重要干部参加了这次史无前例的长征。
在长征过程中，他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是负责进行敌情侦察，为红军的行进路线和作战决策提供情报支持；二是负责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在艰险的转移过程中不受损失。
长征途中，李克农率领小分队经常深入敌占区进行实地侦察，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主力提供第一手情报。
他的侦察报告详细准确，为红军避开敌人的包围圈、选择最佳的行进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遵义会议期间，李克农负责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确保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能够顺利进行。
在长征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李克农是红军队伍中唯一一个携带照相机的人。
他利用这台珍贵的相机，拍摄了许多记录长征历程的珍贵照片，这些照片本来可以成为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然而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这些胶卷一直无法冲洗，只能小心保存着等待将来处理。
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胶卷后来在国民党搜查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时不幸遗失，成为李克农终生难忘的遗憾。
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开始向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方向转移。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策略方针。
随即，中央成立了专门的联络机构——中共中央联络局，任命李克农为局长，同时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主任，李克农等人协助工作。
这个新任命标志着李克农工作重点的重大转变，从主要负责内部安全保卫转向对外联络和统一战线工作。
中央联络局的主要任务是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与红军联合抗日，这是当时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中之重。
东北军作为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能够争取过来，将对整个抗日大局产生重大影响。
【8】统战外交展才华，新中国建设立功勋
1936年3月4日下午3点，在陕西洛川，李克农迎来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谈判。
东北军领袖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赶到洛川，准备与中共代表进行正式谈判。
这次会谈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双方都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但都认识到这次谈判的重要意义。
谈判从当天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才结束，历时十多个小时。
在这次马拉松式的谈判中，双方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磋商。
张学良首先表示完全同意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达成的5项口头协定，这为谈判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在谈判过程中，张学良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蒋介石？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和复杂的政治问题。
李克农根据1935年12月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耐心细致地向张学良解释了中共的立场和考虑。
他指出，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企图先消灭红军和共产党，扑灭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因此目前还不能将蒋介石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
不过，李克农也表现出了灵活性，他表示个人认为张学良提出的争取蒋介石、逼蒋抗日的建议是有一定道理的，愿意将这一意见带回去向党中央汇报，供领导决策参考。
这种既坚持原则又保持灵活的外交策略，体现了李克农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谈判技巧。
经过长时间的深入交流，双方最终达成了重要协议。
为了便于今后的联络协调，张学良主动提出让中共派遣一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并建议由他与伟人、周恩来中的一位在延安再次举行更高级别的会谈，具体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
这次洛川谈判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充分展现了李克农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卓越才能。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这一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契机。
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赶赴西安开展国共谈判工作。
在西安期间，李克农不仅要参与复杂的三方谈判，还要承担与张学良的日常联络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1937年1月，李克农代表红军在潼关与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进行停止内战的正式谈判。
这次谈判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进行的，目的是落实前期达成的各项协议。
随后，李克农又在西安组织领导红军办事处，这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重要联络机构，对推进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克农的工作重点转向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他协助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开展统战工作，既要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又要保持中共的独立性；既要争取更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又要防范国民党的限制和打击。
后来，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
解放战争期间，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全面负责党的情报和社会工作。
1948年，他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和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上的担子更加沉重。
在李克农的领导下，中共的情报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史料记载，从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海南岛期间，中共成功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近500起，包括整编师156个，各类舰艇74艘，飞机26架，官兵总数达177万人。
这一数字在中外军事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充分说明了中共情报和统战工作的巨大成效。
李克农作为这一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为这些成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向中共发出邀请，请伟人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李克农通过情报网络及时掌握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向中央报告指出这是一个政治陷阱，蒋介石的真正目的是为发动内战进行政治造势。
中央根据这一分析，决定将计就计，既然蒋介石要搞假和谈，那就假戏真做、弄假成真，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内和平，同时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
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李克农领导的中央情报部门加强了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及时向中央领导提供敌方的真实动向和意图，为制定正确的谈判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双十协定》并予以发表，虽然这个协定后来被蒋介石撕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为中共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也在政治上获得了主动。
新中国成立前夕，李克农又承担起了为党中央进驻北平进行安全准备的重要任务。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他先期到达北平，负责安排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为了确保安全保密，中共中央机关对外使用了"劳动大学"这个代号。
李克农在"劳动大学"的名义下设立了三个临时机构：劳动大学筹备处、劳动大学收发处和劳动大学招待处，分别负责不同方面的具体工作。
为了保卫中央机关和伟人的安全，叶剑英和李克农对从西柏坡到北平沿线的铁路安全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和检查。
清华园车站原本是一个基本废弃的旧车站，但被选定为伟人等中央领导进入北平的专用停靠站。
李克农亲自和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到清华园车站进行实地检查，对安全保卫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仔细部署，直到确认一切安排妥当后才放心。
1949年3月25日凌晨4点左右，载着伟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的专列平安抵达北平清华园站。
火车刚刚进站，周恩来就立即下车寻找李克农，询问各项安全保卫工作的落实情况。
李克农详细汇报了相关工作安排，周恩来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对李克农的工作表示认可。
1949年年底到1950年年初，李克农领导破获了一起国民党特工密谋刺杀伟人的重大案件。
这起案件的及时破获，有效保障了国家领导人的安全，维护了新生政权的稳定。
1950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情报部正式成立，李克农被任命为部长，统一领导全国的情报工作。
1951年，朝鲜战争进入谈判阶段，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
同年7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特派代表，赴朝鲜参加停战谈判，实际上担任朝鲜停战谈判中方代表团的总指挥和最高负责人。
朝鲜停战谈判是一场极其艰难的外交斗争，历时两年零十九天，经历了数次中断和数百次大小会议。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李克农坐镇幕后，运筹帷幄，既表现出对敌斗争的坚决性，又展示出高超灵活的外交技巧。
他将朝鲜和中国的代表团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最终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谈判桌前低头。
在朝鲜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人动容的事情：李克农的父亲在家乡病逝，家人发来了讣告电报。
李克农接到电报后，只是匆匆看了一眼就将它塞进了口袋，然后强忍内心的巨大痛苦继续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直到深夜时分，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他才独自一人走出帐篷，面向北京的方向深深鞠躬三次，以这种方式遥祭去世的父亲。
1953年1月，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是对他多年来卓越工作的充分肯定。
1954年3月至4月，为了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李克农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会前准备工作中。
这次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重要国际会议，意义重大，准备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李克农对会议可能涉及的各种问题和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分别列出详细的应对预案，逐一报送周恩来审定。
他还指示有关人员就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精心准备了29篇发言稿，为周恩来在会议上的发言提供充分的材料支撑。
此外，李克农还组织外交部、对外联络部、军委联络部、军委情报部、外贸部等多个单位，就相关问题编写了总计1700多万字、分装12大本的详细资料。
1954年4月，李克农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出席日内瓦会议，协助周恩来开展各项工作，并主持代表团的内外事务和联络工作。
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可动摇的大国地位，而李克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评价。
1955年6月，李克农被任命兼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统一领导全国的调查和情报工作。
同年9月，在新中国第一次军衔授予仪式上，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这一殊荣的获得，标志着这位从未在战场上带兵打仗的将军，得到了国家和人民对他特殊贡献的最高认可。
在李克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调查部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完善的组织网络。
1955年8月，中共广东省调查部和中共云南省调查部分别成立。
同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调查部也正式成立，编制48名干部，下设4个处室。
除河南省外，全国各主要省份和重要城市都建立了相应的调查机构，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情报工作体系。
1957年10月25日，李克农在办公室内突然摔倒，头部重重撞击在石阶上，造成严重的脑溢血。
这次意外事故严重影响了李克农的身体健康和工作能力。
1958年3月6日，在李克农的病情稍有好转后，党中央考虑到他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特殊价值，任命他为中央外事小组成员，希望他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为国家建设发挥作用。
1962年，尽管身体状况很差，李克农仍然坚持参加了党的七千人大会，体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顽强意志和责任担当。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因患脑软化症在北京病逝，享年63岁。
这位传奇的"红色特工之王"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翌日深夜，国家副主席、76岁高龄的董必武面对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满怀深情地作诗悼念这位战友："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天不慭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箕裘克芝兰秀，高举红旗幛落霞。"
董必武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对李克农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
他在诗中将李克农的谋略才能与唐太宗时期的名臣房玄龄相提并论，将他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杰出才能与秦汉时期的著名谋士李左车相比较，高度概括了李克农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贡献。
从安徽芜湖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的长子，到震撼敌胆的情报英雄，再到新中国的开国上将，李克农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忠诚，在看不见硝烟的秘密战线上书写了光辉的人生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