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岁月：值得铭记的历史教训

大串联，这一独具特色的潮流，在文革时期应运而生，演绎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荒诞剧幕。

随着文革的硝烟在北京弥漫，众多“内外有别”的禁令一时将其压制。尽管“造反”的狂潮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那些活跃分子依然灵巧地在各校之间游走，他们共同的经历和相近的观点将他们紧密地串联在一起。

各地情况虽有细微差异，却大体相似，众多学子深信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媒体所倡导的“中央意志”不谋而合。一群热血沸腾的青年，怀着对“真理”的无限追求，齐聚一堂，欲与“党中央、毛主席”一较高下。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他们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广泛联络，从而在各省之间织就了一张紧密的联系网络。

中央文革小组紧密注视着全国各地的最新动向，迫切地希望有人能将北京的革命火焰传递至祖国各地。恰逢此时，大批从外地涌入北京的师生群体，为中央文革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1966年8月16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策划并召开了“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在此次集会上，陈伯达对他们所采取的行动给予了“热烈的支持”，并凭借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敦促他们独立自主地推进这场运动。

在频繁与外地师生交流的背景下，北京师生们听到了上访者那激昂的控诉和泪流满面的求助，心中顿时涌起一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强烈冲动。在中央文革成员的暗中运作下，北京的学生们，最初以红卫兵的身份，陆续走出校门，离开北京，投身于“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协助各地“破四旧”，在各地掀起风浪，并以支援各地“战友”的名义，向全国范围内扩散影响力。

北京的学子们展现出的“叛逆精神”，在当地学子眼中，被视为“首都之魂”、“中央之韵”，更有人将其视为“毛主席的化身”。因此，北京人的言谈举止成为了当地运动的中流砥柱，与当地学生共同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

众多北京学生纷纷踏向外省寻求交流，此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股风潮，各地运动因此面临了些许困境。王任重对北大学生在天津所采取的行动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质问：“难道北大学生对天津的了解已经到了如此深入的地步吗？！难道他们无视中央的决策吗？！”

陶铸进而致信于北大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聂元梓，同时将新建之作刊登于《新北大》期刊，广泛散发，然而成效并不显著。

特别是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再次亲切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万红卫兵以及革命师生，此次会议正式确认了全国大串联的合法性。紧接着，九月五日，官方发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从而以文件形式正式肯定了全国大串联这一活动形式。

初离京城，投身于串联活动的人群，主要由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遭受冲击的红卫兵构成。在这批人中，不少成员曾是各自单位的核心领导。经历了批判的他们，便携手结成了团队，淡出了各自单位的运动，纷纷离校，开始了外出的串联之旅。

另一方面，随着对立情绪的逐渐消散，那些在文革初期因家庭背景等因素而长期承受压迫的人们，突然发现曾经限制他们行动自由的禁令已不复存在。于是，他们纷纷着手申请免费乘车证，加入了先前被禁止的外出行列。

在全国各地，依照自上而下的统一安排，各地特意设立了联接接待站点，旨在统一管理来自五湖四海的访客。众多大、中、小学校的校舍纷纷敞开大门，教室里的桌椅被整齐地堆放，地面铺设着竹席，连绵成一片长长的通铺。随着人流量的剧增，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纷纷腾出办公区域，增设接待站点。各街道办事处更是将那些因疏散而闲置的民居改作接待站点使用。专人负责烹饪，专人管理串联人员的免费食宿事宜。

借款催收通知

大串联免费餐卷

红卫兵信及免费票

作为“毛主席的贵宾”，莅临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受到了格外的优待。他们每人手中都持有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的凭证，更有资格免票进入公园及其他娱乐场所。这些被毛泽东亲自邀请的“贵宾”，将“一睹毛主席风采”视为自己此生无上的荣光和最大的幸运。

长征队在安门合影

全国性的串联活动愈发繁荣，但众多参与者心中却缺少一个明确的革命方向，他们在全国各地游历。在那个时代，旅游还未成为普遍意识，大多数人一生可能都未曾离开过自己的家乡。趁着大串联的东风，他们怀揣着满腔的憧憬与好奇，朝着各自向往的目的地出发。名山大川间，串联的人群络绎不绝。为了安置这些串联的旅客，广州市甚至在公园里搭建了临时的大棚，以供他们歇息。串联的旅客还持有通行证，凭借这份证件，他们可以免费乘坐各类交通工具，在全国范围内自由穿梭。

交通工具的供应难以满足人员流动不断增长的需求，我国正处于交通运输行业前所未有的运输高峰期。长途巴士、内河航运船舶、海上货运轮船，尤其是铁路列车，均承受着巨大的运行压力，运载能力已逼近极限，形势堪忧。

本应容纳逾百人的车厢，实则常常拥挤至二三百人之众。车厢内空间逼仄，仅以两排三联座与两排二联座勉强分隔，却常至三十余位乘客并肩而坐。从茶几到椅背，从行李架到走道，乃至椅子之下，无不人满为患。若需使用洗手间，只得从旁人肩头跨过；而上下车时，亦需频繁通过车窗，在车厢内外穿梭。车门踏板与车厢顶部，亦未能幸免，同样成为了乘客们的聚集之所。

随着夜色笼罩，几名靠在车门踏板上安睡的旅客，因肌肉松弛不慎跌落车外。更有甚者，他们蜷缩于车顶，不幸翻滚至铁轨深处。还有一部分旅客，由于准备不足，在穿越隧道时被强风扫倒，命丧于铁轨之下。当火车超载驶至无人下车之站时，车内外的旅客情绪各异，便爆发了冲突。站台上的人们纷纷将石块掷向玻璃窗，试图以此砸破窗户而进入。那些连续数日数夜都未能挤上火车的人们，将车站的水龙头对准车窗，持续喷水直至火车启动。而最不幸的，莫过于那些持有车票却需承受类似学生串联般的考验的上下车乘客。

海轮的装载量严格遵循规定，然而遗憾的是，登船时的拥挤与混乱状况，使得实际登船人数与船票记录人数之间产生了显著差异。这一情况迫使船舱不得不转变为开放式，床铺也只得进行统一分配。由于超载现象严重，轮船往往无法按照预定计划启航。这一状况进而导致全国各地的交通线路陷入混乱。

因此，学生们串联的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娱乐。最初投身于串联的红卫兵，大多是“破四旧”运动中的“先锋分子”。他们坚信自己是“文化大革命”最前沿的战斗者，冲锋在前成为他们行动的至高追求。他们不仅在当地参与对“黑帮”的批判斗争，还将“破四旧”中的暴力手段扩散到各地。同时，当他们发现名胜古迹中“破四旧”的工作尚未完成，便毫不犹豫地挥舞皮带，继续对其进行破坏。

自是，那些难以抗拒诱惑的“红卫兵战士”亦夹杂其中。他们在囊中羞涩之际，便以“破四旧”为名，任意抄家并擅自占有，致使所过之处无不陷入一片混乱。各地政府畏首畏尾，不敢加以约束，反而忧虑招待不周，恐招致祸端。毕竟，一旦触怒了红卫兵，便会被视为“破坏革命”，其后果自是难以预料。

红卫兵所至之处，无不掀起一阵热烈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风潮。

乘车串联，曾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串联的核心方式，与之并行的是徒步串联，这一形式亦颇受青睐。

一种形式，并行出现。

1966年盛夏八月，天津市的一批师生勇敢地掀开了步行串联的历史新篇章。在八月二十五日，大连海运学院的十五位青年学子，高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鲜艳旗帜，经过大约一个月的艰苦行军，行程逾两千余里，最终胜利抵达了首都北京。

“大串联，无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智慧光辉的杰出体现。”

“舍弃了火车与汽车的便捷，转而选择徒步穿越，以达成大串联的目标，这无疑是一项蕴含着深刻意义的创新举措。”

“愿各地的革命青年，在自愿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能追随此例。”

红卫兵唱语录歌，前往韶山。

“诸位应毅然投身于这场大斗、大举、大革的新征程；以更为磅礴的力量投身于斗争，以更加坚定的信念进行批判，以更为高效的举措推进改进。”

在中央文革运动的鼓动下，全国各地迅速涌现出众多响应步行或骑自行车进行串联的红卫兵。他们纷纷组建起名为“长征队”的串联队伍，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活跃开来。正如他们所引用的口号所言，这被称之为——“与天斗其乐无穷一些学生更是选择效仿红军长征那长达二万五千里的壮丽征程，亲自踏上了一场徒步的模拟演习。

太原工学院的十三位勇敢的革命青年，勇往直前，不畏艰难险阻，毅然踏上了徒步进京的壮丽征途。他们自太原出发，历时十四天的艰苦跋涉，最终于11月8日抵达了庄重而肃穆的天安门广场。

尽管徒步串联的规模有所扩大，但由此带来的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的运输压力，并未见有任何减轻的迹象。与此同时，频繁的外出串联使得学校显得空旷而冷清，原本旨在通过斗争“黑帮”、批判“走资派”手段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沦为了一纸空文。为了将注意力聚焦于刘少奇，并重振各学校表面上热闹非凡的“文化大革命”气氛，中央文革认为，紧急动员各地串联师生返校参与运动，已是刻不容缓。

为此，北京红卫兵组织以及大连海运学院的“长征红卫队”等队伍，于11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共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回本单位誓师大会”。会上，他们正式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回本单位倡议书》。

十一月底，中央下达命令，要求即刻结束串联行动。在这份指令的影响下，从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到热闹非凡的车站与码头，全国各地张贴了各式各样的公告。这些公告敦促那些分散在各地的串联者迅速回归各自的工作岗位，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之中。然而，那些未能尽情游玩的学生们，内心对旅行的渴望依然强烈，他们巧妙地运用各种手段，如交换车票等，继续朝着各自的串联目标前进。

继而，各地纷纷加紧步伐，着手启动回归各自单位的行动。随着明确指出此次行动仅作为初步探索，明年春暖花开之际将迎来第二轮联动活动的消息扩散开来，全国范围内的接待站点逐渐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旨在阻止进一步的串联活动蔓延。遍布全国的学生串联者们，也开始有序地返回各自的学习阵地。

1966年，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支长征队伍，正沿着蜿蜒的山谷行进，目标直指延安。

截至1966年年末，尽管仍有少数学子执着于他们的宏伟步行串联之旅，或是选择搭乘车辆分散串联，但绝大多数师生已经重返各自的校园。然而，在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桥以及延安等地，大寨亦然，人潮汹涌，拥挤异常。加之严寒的气候，食宿与交通的安排变得极为困难，这对当地的接待工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甚至使得社会生产几近停顿，严重干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通知：长途步行活动暂停。各地拒接串联人员。

“毛主席的家乡，那英勇无畏的‘全无敌长征队’娘子军”，正坚定地走在通往韶山的小径上，沿着红军长征的坚定足迹，历经遵义，最终目标是延安，她们在此串联起革命的火种。

新疆串联队

1967年2月27日的夜晚，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来自北京红卫兵“三司”驻外地联络站的代表们。陈伯达在会议中发表演讲时表示：在红卫兵运动的初期阶段，串联行动曾激起了一股激昂的情绪浪潮，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随着各地造反派势力的迅速壮大，若继续滞留原地，恐怕会带来不良的影响。鉴于此，外地联络站应全面撤回。中央文革小组所发起的串联运动，其肩负的历史使命已圆满达成。

1967年3月19日，中央决议。全国范围内的串联活动将暂停，同时取消原定于春意盎然的春季进行的大串联。我们期待各级领导能对学生和民众作出详尽而恰当的解释。全国张贴通知。

然而，串联之举并未就此落幕，其覆盖范围却逐步收窄，参与者的数量亦逐渐减少。至于串联何时能画上句点，何时才能算得上串状形态的真正终结，这实难给出一个明确的定论。